重庆国企改革之历程-榨干工人,养肥老板

重庆历史悠久，为中国西部重要水陆交通枢纽。自清末洋务运动起，已多有外商资本进入，一战前后的民营资本利用交通能源之便得以发展，二战中作为中华民国‘陪都’而成为国民党的重要军工基地。1949年前重庆的机械企业已经有500多家，产业工人16万人。

49年新中国建立后，除保留旧政府时期的国营兵工企业外，对其他民族私有制工业实行国有化整合，进一步整合了重庆的工业企业，从1949年到1978年间，形成了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国营企业单位，其中代表性的有国营长安厂（原国民政府第21兵工厂），国营重庆钢铁厂（原国民政府第29兵工厂），国营望江厂（原国民政府第22兵工厂），国营嘉陵厂，国营建设厂。国营企业产业工人在毛计划时代得到各种福利和工作保障，如工人子女分配工作等政策，产业工人在重庆已经超过150万。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重庆整体经济虽然陆续出现少量私营作坊，但是国营经济任然占据主导地位，从1978年到1989年重庆的“改革步伐”比南方其他沿海城市相对来说非常缓慢，私有制经济在重庆缓慢发展，国营产业工人还是维持1978年之前的“终生雇佣制度”。进入90年代初，时任市长的孙同川宣布按照中央政策对重庆产业经济进行“战略调整”，“要盘活经济”，当时的重庆市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大力扶持私有制经济，并给予沿海地区的外资进入重庆投资以优惠政策。从1990年开始重庆市内的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市政府还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家们，鼓励他们“放手大干”，给予他们超低的税收（少得可以忽略的税收）由于那时候私企还是刚刚发展起来，在很多方面没有跟国企竞争的优势，国营企业没有感到任何的压力。想反刚刚兴起的私营工厂由于劳动市场上的“自由工人”数量少（因为那时候国营工人还是“铁饭碗”），私企主们一直抱怨企业不能扩大生产规模，因此重庆市政府宣布废除对工人子女的分配工作政策，实行“企业工人双向选择”，加强“自由劳动力”市场。90年的初的重庆依然是国营经济的天下，当然这一时期的市政府经济政策主要是为将来的国营企业“改革”铺路。

进入1995年，重庆市国营企业改制方案正式提出来，并交由中央获得批准，重庆市国企改制进入第一阶段。政府的喉舌大力宣传”下岗分流，自由经济”的好处，电视报纸广播总是充斥着对国有制经济弊端的“批判”，譬如“国有制经济没有竞争优势！” ，“国营企业工人由于拥有长期合同，工作消极！”，“国营企业给国家拖后腿”，“国营企业严重负载”。官方喉舌用及其蛊惑人心的宣传批判着国营企业以及国营产业工人，以便为他们的“改制”做好舆论准备。这里说明一点，政府喉舌出示的国营企业年年亏损的报告没有经过任何的第3方的调查和评估，相反很多国企的高级干部跟私营企业主们窜通一气，故意搞垮国企，把很多生产资料偷偷的以低于市场10多倍的价格卖给私企主，自己然后得好处和回扣，企业负债后，然后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和拍卖，摇身一变，把国企的设备和厂房都转到私人旗下了，当年的国企厂高级干部，恰恰又成了私企的副经理，特别要提到1995年重庆市国营纺织厂破产改制就是如此的。

在整个第一阶段首先拿生产民用物资的中小规模的国企开刀，给予工厂高层干部绝对的改制权利，对严重负债的国营企业进行破产重组，如前面提到的重庆国营纺织厂，重庆红岩电器厂，重庆国营陶瓷厂、铅笔厂，重庆国营塑料厂等民品国营企业由于严重负债，均被破产重组，上万工人被强迫买断工龄，得到一笔补偿金（由工龄X工资计算来的），买断工龄以后，为自谋职业人员，原企业不承担失业，医疗保险等职能，买断工龄的下岗工人交由重庆市社保管理。原破产单位经过资产拍卖后，成为私企所有。对于那些经营不善的国企没有进行破产重组的，在这一阶段一是考虑社会的稳定，二是不能改制过猛，在这一政策下，有80多家经营不善的国企实行“下岗分流”，工厂的高级干部们让工人们都回家去，告诉他们由于经营困难没有事情做了，回家去休息，拿生活费，改制以后有事情了，再叫他们回去上班。在一系列的欺骗下，很多国企工人们都被下岗了，每月领取300多元的生活费，这点钱只能够维持工人们自己的基本生活，很多工人家庭陷入了严酷的困境。

1995年-1998年改制第一阶段，国企下岗职工84万，破产国营企业87户，涉及职工近16万。相反在所谓国企困境的年间，私企得到超速发展，隆鑫，力帆等私企在并购几个破产国营单位以后壮大，市盈率比同期的国企企业都要高得多。大量的下岗工人拥入劳动市场，为私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那时候的私企工人，大部分都是原国企下岗职工以及买断工龄的失业工人，由于劳保法形同虚设，那时候的私企从来不跟工人签劳动合同。资本家在那几年的发展称之为黄金时期，在一系列政策利好，以及从破产国企购得的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的低廉价格上，重庆私企取得“卓越成就”。重庆力帆老总亦当选重庆市政协主席，资本家正式进入重庆市政府，重庆市政府对私企们对“重庆的贡献”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强调继续扩大企业改制拉动自由经济发展。

从1999年开始，这个新成立的直辖市进入国企改制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的改制，主要针对亏损国企多余职工的调整，以及对大型亏损国企进行破产整合。曾经的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的重庆国营罐头厂宣布全面破产，企业实行整体拍卖，1万多工人被强制买断工龄自谋出路，该厂包括主厂区在内的55000平方米土地、46115平方米房屋、罐头生产线、454台（套）设备在内的主厂区内资产，起拍价约6000万元，对于主厂区外的资产，将分零拍卖，包括49259平方米左右的土地及土地上的附着物、21476平方米左右的房屋、罐头生产线和320台（套）设备、19辆车辆等，起拍价约1200万元；此外其他资产，合计4600万元左右。但是在进行的破产拍卖上重庆国营罐头厂资产仅以2500万成交，竞买成功者为一沿海私企公司。

重庆市木材综合加工厂是苏联援华时期建立的国营木材加工工厂，工厂拥有苏联援建的制材生产线。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厂里的纤维板获得了国家银奖，木材年产量最高达到35万方，1985年，全厂利润达到700万元，无论生产还是文体活动，在省里部里都是红旗单位，篮球队是全市的甲级队，宣传队远近闻名，可容纳1700人的森工礼堂在全市屈指可数，企业并且建立有工人宿舍，食堂，医院等福利设施。进入90年代由于企业管理干部经营不善，市场份额萎缩，企业出现困境，开始下岗分流，2001年10月10日，法院裁决，工厂因经营不善破产。即将走完半个世纪的老厂终于寿终正寝。破产前，木综厂的账面资产1个多亿，评估后为8000多万，但债务也有8000多万，资产负债率为103%，资产最后拍卖成4000多万，失业职工安置用了6000万，国家承担了2000多万的缺口。2001年12月24日，是职工们最后一次集体回厂，他们是来领取解除劳动关系后的一次性安置补助费，标准是904元/年，大约5000多工人无奈的接受了这个现实，部分老工人在现场回想着往事痛哭流涕，占地近900亩的厂区已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成为了6家小型私企的领地，近万平方米的贮木场大部分被圈成了私营企业的仓库。

重庆肉联厂：辉煌难掩现实的沧桑。1958年肉联厂建成投产，总投资858万，形成日班宰猪1000头的能力，但从它逾万吨冷库容量、附设肉食品加工车间等规模来看，实际上是一个大型厂。以后的岁月里，重庆肉联厂有过好几次鼎盛时期，在国家计划经济中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1965年1月，国务院通知四川发运对苏出口冻肉6000吨，重庆肉联厂就承担了冻肉5500吨，唐山大地震时，厂里一天向外发700多吨冻肉。肉联厂冰蛋车间冰蛋日产最高时达35000公斤；宰兔车间，日宰兔最多时达12000只，其中最高产量的1978年，曾生产冻兔613吨。以主打产品“人工牛黄”为主的制药车间1987年底，产值200多万元，利润达30多万元。据统计，从1954年到1987年，肉联厂能圈存生猪8000—9000头，日宰生猪最高纪录达7000多头，30多年里，共宰杀生猪1240多万头，完成产值12.5亿元，出口创汇642万美元。从1980年到1987年，8年时间，厂里投资270多万元新建职工宿舍2万多平方米；投资 7万元安装了天燃气管道，厂里还购买了客车专门运送职工上下班，年终总结时，全厂老老少少都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许多老工人至今难忘厂里过年过节给职工分发鸡鸭鱼肉的情景。“冰箱都装不下了，只好送给亲戚朋友吃。”周围工厂都羡慕得不得了”进入90年代，计划体制变了，形势陡然变得严峻，云南、贵州、广西、内蒙、北京，成都、万州、涪陵等，都自建了肉联厂。政策放开也让个体户们和私企相继涌入市场与国企分羮争食。退休老工人李敏对此深有感触，“一年的生产量抵不到过去的十分之一，最少时，年宰猪还不到1万头，而鼎盛时，一年宰猪曾达70多万头！3个冷库都装满了。 ”冷库没肉，一个月电费却要30多万，主机不得不报停。到1997年入不敷出的肉联厂实行经资产重组，把多余职工进行下岗分流，到2000年累计亏损922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128.43%的肉联厂正式被法院宣布破产，并且冻结资产，01年初肉联厂被私企大正集团并购。原老厂工人有约800人进入新单位，余下3000余人的下岗职工均被迫买断工龄自谋出路。

重庆特钢厂地处重庆沙坪坝区双碑，整个厂区横亘嘉陵江畔，跨越童家桥、双碑、井口、童家溪等地，素有“十里钢城”之称，其前身就是原来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第二十兵工厂，抗日战争期间，大批抗日军火如手榴弹、地雷、八二迫击炮弹壳、飞机炸弹、中正式步枪管及枪榴弹筒等，即生产于该厂，为抗日战争建立过功勋。新中国成立后，“特钢”在重庆非常有名，曾被誉为“西南一切工业之母”。这个曾经“在中国工业史上驰骋70年”的、拥有上万名职工的特大型国有企业，其厂名使重庆人如雷贯耳，然而，因生产条件落后，管理运营不当等多方面原因到90年代中期，企业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企业靠国家银行贷款维持运转，企业到１９９７年左右陷入严重困境，1997年亏损5.23 亿元，累计亏损15.80亿元。重特钢工人从98年就开始被强制下岗买断，一年工龄买断价格为四百元，第二批被下岗买断的一年工龄也仅800元。这两批合计下岗工人就有 8000多人。按照这个比例计算，拥有30年工龄老工人下岗后，只能获得一两万元。下岗工人多数为40和50年龄代人，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紧张时期，这点工龄买断钱，就连维持一个人的生活也远远不够，更谈不上三口以上的家庭支出了。从98年到破产前这些下岗工人一直在为生活挣扎，因为年龄的关系，在重新就业中基本处于劣势，极难找到工作，少部份找到工作，也只能做擦皮鞋、清洁工、做保姆等极低收入的工作以糊口养家。重庆特钢有个叫周兵的工人，下岗后，妻子离婚带走了孩子，自己因无力生活绝望跳楼而死。2005年7月4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特钢厂破产。曾经的下岗工人被迫得到极少的补偿金，被丢入社会中，工人们生活艰难，约万名工人成为失业人员。由于对企业破产安置以及社保问题没有得到厂方合理解决，工人们开始上访，由于上访代表屡次被强烈打压，8月初工人开始采取各种维权行动，他们自发组织数千人，曾在厂房附近、212国道、重庆市政府大楼外等地静坐请愿。10月7日，数千工人在重庆市政府附近集会，重庆特钢工人打着“我们要生存的”的牌子在市政府附近进行了游行。工人代表们提出了要求：1、补偿没有到位的工龄买断钱；2、解决根本没有考虑的下岗工人的医疗保险问题；3、补偿不到位的失业救济金；4、要求和目前的重特职工享受同样的待遇； 5、合理解决养老保险问题；6、追究特钢厂走到今天的原因，严肃惩处贪污腐败分子，给广大职工一个交代。此时重庆市市长王鸿举不但不出面给个说法，相反把特钢厂工人们的维权运动说成是破坏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在重庆举行，王鸿举市长提出"必须全面恢复重庆的秩序”。10月7日，重庆政府出动数以千计的警力，调动重庆警备区武警，江北区警校士官生，抓捕工人代表，随即发生严重的冲突。几百人工人被殴打，不少围观者也未能幸免，造成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两名退休妇女，一名七十岁，一名五十岁，另一名是七岁的儿童），上百人受伤，九名工人代表被抓，并于当年底以“扰乱交通秩序罪和破坏公共财物罪”被判刑劳教。特钢厂工人维权运动被强烈镇压之后，工人已经迷茫了，已经动摇了，他们只能选择接受苦难的现实，政府警告如果继续运动只能进监狱。07年7月9日“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破产资产”在重庆集成拍卖等三家拍卖公司联合举行的专场拍卖会上以11.407亿元成功拍卖，拍卖的破产资产内容涵盖广泛，包括土地约4916亩，房屋面积约639194米2，机器设备、车辆、物资及其对外债权、股权等。该资产是我市金额最大的一宗国有破产资产拍卖，也是重庆破产企业拍卖史上所涉资产最重大的一笔，原厂约有1.8万职工强制买断工龄后，彻底失业。

2002年重庆市国企改制进入第3阶段，在这一阶段改制扩大在兵工企业领域里面，政府强调要给“兵工企业卸下包袱”。重庆市国营望江厂，嘉陵厂，建设厂，长安厂，长江机电厂，铁马厂，东风厂等军工企业均实行改制。在改制前这些企业都是按照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这些厂区内都建立了一些列福利设施，有医院水厂、幼儿园、学校、技校、电大，甚至望江厂还有一支规模不小的船队。政府认为这些后勤福利机构是最大的失误，分散了企业的精力是企业的包袱。从2002年开始，这些大型兵工企业的后勤设施一律宣布停止，企业再不承担社会责任，厂区内的水厂，医院等等都拍卖出去了，厂子弟学校交由地方政府管理，大部分后勤职工被强制买断工龄自谋职业。在割掉包袱的同时，这些兵工企业的民品部门也开始改制，政府认为兵工企业的民品部门如今利润越来越少，带来亏损，觉得只保留兵工企业的军工生产，不在生产民品产品。

以望江厂为例，望江厂是民国时期建立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3.5口径高射炮和舰船上的海炮，在80年代开始生产民品产品摩托车，改制主要就是针对民品，宣布民品与军工脱离，民品破产，厂内民品车间的工人均被下岗，民品生产线和厂房被拍卖给私企。目前重庆还保留民品项目的军工企业有长安厂（民品生产长安汽车），嘉陵厂（民品生产嘉陵牌摩托）2家。其他军工企业的民品均脱离企业全面破产。军工企业下岗人员主要有原单位民品车间以及曾经的后勤部门职员，这类人一共有2万余人。
南岸区主要从事军事后勤设备生产的长江机电厂是继特钢厂之后第二个全面破产的军工单位，工厂有3500余人均被强制买断工龄。在大环境下，整个重庆的大型国有企业均实行“精兵简政”。重庆钢铁厂，重庆大江厂等从事钢材锻造的国营企业均出现下岗现象，约4分之一的职工，在“末位淘汰”的政策下采取下岗分流，以及对岁数大的员工实行提前强制退休的政策。这些的军工企业在改制后，正式职工只有改制前的二分之一。与此同时，在对军工企业进行改制后，政府对那些还没有亏损的国企实行自由经济改革，引入私人资本合营，成立合资公司，

长寿化工总厂成立于1939年10月，前身为国民党第26兵工厂。“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氯丁橡胶装置于1958年11月建成投产，中国的第一块合成橡胶从这里产出，2001年企业宣布融资后，四川宜宾昌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私企）和36名自然人共同购买了长寿化工总厂氯丁橡胶、氨苯磺胺、氯碱、氯酸盐4个系列的生产装置，以及配套的水、电、气公用工程系统，同时购买了生产经营、科研、设计等全部设施和“长寿牌”商标，成立国有股占64%的重庆长寿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国营长安厂的民品部门相续成立合资的子公司，与铃木，福特等外国企业合资建立了2个汽车生产流水线基地，在合资公司里面，长安持股55%。在社会公营方面，政府也实行改制，重庆市国营公交公司成为合资企业，重庆轮渡公司宣布破产，其船只和设备均为冠忠（私企）公司并购。其他由国企变为合资企业的工厂有狮子滩水力发电总厂，重庆合成化工厂等能源国企，另外彻底破产拍卖的企业有：重庆灯泡工业公司破产资产，成交价达1.205亿元；重庆锅炉总厂破产资产，成交价达1.725亿元；重庆轮胎总厂破产资产，成交价达4600万元……

整个重庆市的国企改制，从1995年到2007年是彻底的结束了。这里有一个特点，中小规模的亏损国企均全部破产，资产拍卖给私企，工人均为改制前先下岗，企业彻底破产后被强制买断工龄。一些没有出现亏损的重要国企，均引入自由经济，吸收私人股份，成立合资公司。对有亏损的大型兵工企业的民品部门实行切割，对民品部门全面破产，并取消兵工企业的后勤模式。
在兵工企业改制中也实行下岗和买断工龄的政策，在兵工企业改制中，出现了很多群体事件，大的有特钢工人的维权运动，小的有望江厂，长江机电厂的下岗工人搞的游行。在重庆国企改制期间，除了长安集团一家，其余国企均发生了工人下岗和强制买断工龄。在整个改制中重庆破产国营企业192户，整改为合资公司的企业35户，从1995-2007年改制期间涉及下岗职工，买断工龄职工，改制期间强制提前退休职工一共约120万人，根据重庆市官方劳动保障局数据，60万国企失业职工通过再就业中心或其它途径找到了工作。据笔者了解，很多原国企失业职工，大多都去私企打工，从国企工人转变为私企工人。

到2008年目前重庆实际的国营企业不到20家，他们分别是1.长安集团（国家重点兵工企业，军工品为各类口径枪械，民品生产长安汽车，并与福特，铃木有合资，为国家重点扶植企业。）2.重庆嘉陵厂(军工企业，军工品自动榴弹发射器和反装甲火箭筒，民品生产嘉陵摩托车）3.重庆钢铁厂（进行钢铁冶炼和锻造）4.重庆国营望江厂(军工产品为高射炮和装备舰船的海炮，民品破产）5.西南铝业(军工企业，主要为航天工业提供高精尖铝材研发生产） 6.重庆东风造船厂（主要生产游轮以及游艇）7.重庆建设厂（军工企业，军品主要生产各类枪械子弹以及军用炸药） 8,重庆电力公司 9.重庆电信公司 10.重庆天然气公司 11重庆自来水公司 12重庆烟草工业有限公司 13重庆邮政 14.重庆啤酒公司 15重庆大江厂 而国营私营合资的企业主要代表有：化医控股，太极集团，重庆百货公司等等。 在重庆国企改制期间，重庆的私有自由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几个大型民营机械企业，代表主要有宗申、力帆、隆鑫等等，在目前整个重庆的经济中，国营经济只占30%的比重，私营经济占70%的比重，私营经济涉及机械，房地产，商务百货，食品加工，餐饮服务等等各行各业，这些私企有大有小，小的只有几十来个人的小作坊，大的有几千人的工人的大企业。相对来说，改制后的国营企业就主要集中在军工，能源，通信，冶炼等国家重要生产领域.
国营企业造成大量改制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首要的原因是，缺乏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制约。企业经营者更多考虑的是个人的利益，在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损失的必然是企业利益。可以说，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和《公司法》对于国有资产的保护基本上是失败的。政府进行的国营产权改革有两大特点，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非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一种以政策为主导，而不是以法律作为主导的改革确实不能排除这种质疑。国企改革最大的合法性危机是宪法危机，是合宪性问题。深层次总结国营企业改制，其实就是抛弃计划体制企业，引入自由经济，国营企业能破产就破产，不能破产的就搞合资，大量的国企工人为这个所谓的“国企改革”背负着苦痛，重庆市所有的大大小小的破产国企在改制中都没有查出企业高级干部有任何违法的行为，相反工人们确认为自己厂里面的干部干了很多不能见光的事情，那些把国企搞垮的干部不但没有被停职，反而一个一个发财了，国企改制直接受益人：破产企业的管理干部们，监督改制过程的的官员们以及那些民营企业家们了，民营企业家们以便宜的价格买到了破产国企的生产资料，又可以廉价的雇佣走投无路的国企失业工人，国企改制最终导致的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在这个不透明的改制下，不知道存在多少黑暗的权钱交易，可以说重庆的表面经济繁荣正是以牺牲工人们的利益榨取工人的血汗发展起来的。